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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6月11日是第17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是“连接现代生活，绽放迷我光彩”。

　　吉林非遗：探寻家园、建设家园、扮美家园的创造历程

　　——对话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孙桂林

　　龚保华

　　吉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丽多姿，源远流长。

　　吉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踏实前行，任重道远。对此，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孙桂林有着深刻的体会和独特的理解。

　　从2006年开始，每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都拟定一个主题，那么如何理解今年文化遗产日的主题？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以其美好的姿态，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

　　孙桂林：“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今年设立17年，每年确立的主题都具有针对性。或强化保护理念，或提供保护路径，或纠正某些偏差，或指出存在的问题，对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具有指导意义。2016年“文化遗产日”的时候曾明确提出了“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的口号，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又着重强化“连接现代生活，绽放迷人光彩”主题，可见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是非遗活态保护和传承的根本路径。而提出这一口号和强化这一主题说明两点：一是大家有了一个基本共识，只有融入现代生活，才能激活传统、让传统发挥现实作用；第二，强调，就说明我们在融合上做的不够好，我们的非遗项目有时还游离于当下生活，处于自娱自乐状态，非遗融入现代生活还要寻找更为熨贴的方式。

　　那么回到问题上来：非遗如何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

　　归根结底，还在于对非遗属性的认知和对这种认知的坚守上。

　　“非遗是什么”？尽管非遗项目类别复杂，但是非遗具有统一属性。

　　非遗保护就是以释放项目的文化价值来实现其经济价值、精神价值，文化价值越高，经济附加值越大，精神价值越厚重，项目传承越恒久。

　　比如我们可以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入草编项目生产中，但如果没有规范的传承，不仅技艺得不到延续，文化价值和文化个性也可能消蚀殆尽。一项技艺衍生品的文化价值稀释掉了、个性消失了，经济价值也不复存在，很快会被高科技产品取代。所以说，激活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市场化仅仅是非遗保护与传承某一环节上可以选择的手段，且前提是不能以稀释文化价值为代价，做透支开发和短期消费，否则与我们非遗保护的初衷南辕北辙。

　　这就过渡到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层面。如果以商品的概念来定义非遗，那么这些农耕时代的产品、手艺，是不是网络时代所需要的？商品能否流通，就在于需要与被需要。从这个角度说，一些非遗衍生品在现代社会派不上用场，因为没有高科技产品那么便捷、那么多功能，慢慢是否会变得不需要？但是它的文化价值及其精神享受和个性化生活引领功能却可以穿越时空，从农耕时代直达网络时代，为现代人所接受、共享并成为创造新生活的基础和动力。

　　有了认知上的共识，才会根据各地人文习俗，寻求打开和融入现代生活的路径和方式。

　　我们非遗保护工作者对非遗属性应有统一的认知和坚守，非遗传承人也应对非遗属性和自身的传承有更深的体验与顿悟。我想到当年林徽因抢救景泰蓝的一段经历。在目睹了北京景泰蓝被丢在古董市场一角无人问津的境况后，林徽因以敦煌飞天图案“试水”，让古老的工艺获得新生。后来她在《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中写道：“……图样方面的循规蹈矩，师守成法，偏向无原则的繁琐工巧。工匠师傅们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制作出一些重要精致工细的作品，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发挥出他们真正的创造力……它们必须是民族的，而重要的是它们必须是今天的。”（转引自林彬《林徽因传》）

　　林徽因的这段经历，足以让我们对非遗保护和传承有更深入的理解。

　　不少非遗项目常常在偏僻的乡村保存着完整的形态，那么非遗保护与城镇化之间如何并行不悖、比翼齐飞？

　　孙桂林：用长远眼光来看，城镇化要具有竞争力，避免同质化，保护和传承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优势；同样，非遗要走进当下生活并活态传承下去，城镇化发展不应成为无解的障碍，而应视为释放活力的机遇。关键是两者如何达成共识，并从中找到并行不悖、比翼齐飞的起点和路径。

　　在非遗保护形成全社会共识的今天，通过20年的挖掘、整理、论证和四级名录体系建设，我省非遗家底基本摸清。那么如何描述我省非遗的创造历程？

　　孙桂林：如果要列举21世纪全球范围内重大的文化事件，毫无疑问，由政府推动、民众参与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定占据显赫位置。从2001年算起，我国大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运行了20年。从文化主管部门的推动、相关专家介入，到民众由陌生到熟悉再到热情参与，以及多方面实践，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神秘，它的历史创造和现实存在，业已在民众头脑中得以有效衔接。非遗就在身边，“人人都是非遗传承人”等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这就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判断和传承路径和方式的认定奠定了基础，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提供了可能。

　　经过这20年四级名录体系的建立和本省五批项目筛选、国家六批项目申报，我省非遗的大部分家底已经浮出水面。现有国家级代表性项目55项，省级代表性项目433项，市、县级代表项目2000多项。能够在“移植”和“冲击”中绽放和传承的文化是强大的，所以尽管与项目数量庞大的省份相比，我省非遗体量不大，但特色鲜明。汉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项目所占比重较大，呈现出既有民族个性，又有不同民族文化融合的共性；不仅类别齐全，也包括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有形态。

　　那么这些非遗项目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又是如何穿越岁月的磨蚀传承至今的？我省非遗的创造历程是否可以这样描述：闯关东移民的涌入，蒙古族的放垦，一些少数民族的迁入以及流人的落脚，使移民文化、尤其是中原文化与当地满族文化、蒙古族文化相融相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民众在此探寻家园、建设家园、扮美家园的艰难创业过程中创造并传承着这片土地上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总结起来，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什么样的特点？

　　孙桂林：说到我省非遗特点，我认为一个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可以从不同方面进行总结和概括。如果从文化视角来描述，至少可以总结这样几个特点：

　　其一，崇尚自然。地域文化的价值观，往往通过某种审美取向来显现。流布于东北民间的比如风格各异的剪纸、松花石砚雕刻以及木雕、根雕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以刀代笔的绘画艺术。以笔代刀可以说是进步，丰富了“勾勒”的表现手段，但从审美角度来说，笔代替不了刀。石雕、木雕和根雕等，完全是尊重原料自然形态的因材施艺。有时一位工艺美术大师面对一块石料甚至要端详十年八年不肯下刀，他要充分尊重石料的初始形态，他认为少动刀、巧动刀就能让石头说话才是真正的高手，他相信人与自然融合的创造才是“天合之作”，而且是自然占据主导作用，信奉不事雕琢方为美。不仅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不同程度地留有崇尚自然的痕迹，人们处事观念上的直截了当，语言表述上的直来直去，艺术形态的本真和“粗砺”，无一不体现一个刀砍斧劈的“直”字。

　　崇尚自然除了表现在审美层面上，更直接体现在对自然及具体对象的依赖和依恋上。满族先人甚至“戴柳祭扫”，把柳枝视为“神柳”，自然对“柳编”有着悠远的精神寄托。再比如，乡土气息与时尚元素融合、应用价值与艺术价值并存的草编，人们出于对其无所不在的实用性给予人的“恩惠”，转而对草香产生依恋。在东北，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至今，在“有用”之外，崇尚自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的内在动力。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传承人为了一项技艺的守护，甘于寂寞、乐在其中。这不是经济价值可以衡量的。

　　其二、族群认同。以文化生态来划分，我省大致可以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它们各自以一个主要民族的文化为主体，但又呈现多民族交互共生的由民族到族群的文化形态。有遵从，不排斥，善接纳。比如东部延边朝鲜族传统工艺项目辣白菜，不仅是朝鲜民众几乎天天食用的食品，同样也受到当地汉族民众的喜爱；不仅喜欢吃，制作起来也是驾轻就熟，深得精髓。再比如西部的蒙古族酸咸菜，困难时期是当地蒙古族和汉族等老百姓饭桌上、学生饭盒里的必备食品。凝聚着族群情感，记录着悠远乡愁。正是由于有这些探寻家园、建设家园、扮美家园的民众友善相处，使得各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留存并在今天释放出旺盛的生命活力。

　　其三、乐观豁达。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尤其是北方传统民间艺术表演项目中内含着吉林人强劲的乐观豁达精神。朝鲜族农乐舞（象帽舞）从发自内心到调动全身再到舞动全场，是朝鲜族舞蹈艺术“气起丹田”与“即兴式”特点的集中体现；蒙古族传统民间舞蹈中舒展的“拉背”和动感的“碎抖肩”也并非纯然的技巧就可以接通血脉；二人转的“自嗨”与“互嗨”的丑中见俏和悲剧喜唱；东北汉族大秧歌的“哏、俏、浪”中挥洒出的戏谑与狂欢，都是从“有我”到“忘我”，再到“无我”与“超我”；而东北鼓吹乐办喜事吹奏《万年欢》和《柳亲娘》时，情之所至，必然上“杂耍”，但你可能想像不到在祭奠仪式中“走吹”《四来》《四破》时，仍然要上“绝活儿”，无意中完成对悲伤的超越。所有这些表演背后所释放出来的乐观精神是打通内外、表里以及从肉体到精神的无形力量，值得我们好好总结。

　　前些年，我们会觉得非遗距离我们很远；近些年，随着身边不少食品、用品进入非遗名录，又感觉非遗离我们很近。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何筛选？如何理解“人人都是非遗创造者”、“人人都是非遗传承人”？

　　孙桂林：非遗保护事业20年，我们都是学习者和探索者，一点一滴去感悟和领会。在对散落于民间的非遗事象和成型的非遗项目缺少认识和研究的情况下，不会轻易触碰它或主观臆断、急于求成地“孵化”它。前者有时是对非遗的伤害，后者可能是对非遗的扭曲。在田野调查、资料辨析和价值论证过程中，我的体会是：把“非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这四个概念依次搞清楚，有关“神秘化”和“泛化”的困惑就释然了，很多问题就容易理解，也能够避免误解了。

　　这四个概念，有点像文字游戏，但放在一起按顺序排列起来，就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历程和非遗项目的筛选过程。

　　疫情期间，不少朋友纷纷晒出自己用不同器具生出的豆芽菜，用已有的经验结合自己的口味炒出的美味的菜肴……生豆芽菜和炒菜，一定是学来的，这是传承；而“用不同的器具”和“结合自己的口味”就是传承基础上的创造了。这种弥漫于生活当中的现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这就是“非物质文化”事象。它可能是稍纵即逝的，不被关注的；也可能做为一种民间技艺，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而留存下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样，“人人都是非遗产创造者”“人人都是非遗传承人”就容易理解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非物质文化”事象的基础上形成，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形成。它应具有完整形态，不仅流传、延续下来，还具备一定的规模，并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成为某一群体中的生活方式。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一定在相同的非遗项目中产生，在同类项目中具有代表性，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及其精神指向，因此列入四级名录中加以保护。

　　我省现有两个以非遗项目为主体的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查干湖文化（前郭尔罗斯）生态保护实验区、朝鲜族（延边）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那么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与以往的项目保护有什么不同？

　　孙桂林：整体性保护是非遗保护的中国方案，是中国的发明，是对项目保护方式的提升和完善。也就是说，整体性保护更注重非遗项目与生存环境的依存关系。不再把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割裂开来，不能把非遗项目固有的文化形态割裂开来。于是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提上日程。

　　在文化主管部门推动下，在生态区所在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省的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正在分步实施。

　　整体性保护是一种理念，在此理念引领下的保护和传承方式，就会有所不同、有所调整。

　　整体性保护除了硬件设施建设之外，也应包括文化生态区整体文化精神的提炼。每一个文化生态区不仅是非遗项目得以活态传承，又能够熔铸一种精神符号，既看得见，又感受得到，并以输出价值观来扩大文化影响力，风景风情化，公园家园化，那势必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一条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除了保护传承文化的多样性之外，如何对当下民众的非物质文化创造产生影响？

　　孙桂林：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代代人按照生活需要和生活理想进行传承和创造的过程，在挖掘非遗资源、抢救濒危项目、扩大传承人队伍等保护措施基本完善的基础上，非遗创造性思维的梳理和研究值得关注。如果说我省的非遗是在吉林这块土地上探寻家园、建设家园、扮美家园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面对同样的物质资源，在非遗载体上，一定有值得总结的属于这一块土地上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特点。这种思维方式和思维特点的总结，对于当下和未来新业态的培育、产业结构的布局以及人力资源的挖掘和人才的使用等等都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省非遗中心下一步计划开展省内四级名录项目的价值评估工程，先制订评估标准，然后分级分类开展项目评估；在对项目进行充分的价值评估的基础上，制订相应的保护、传承细则，分项指导、分步实施。同时，为传承人考核和传承人退出机制提供参考依据。

　　转编自《吉林日报》2022年6月25日

　　（松花江网编辑 陈炳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