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讲堂】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作为一个多年教授中国宪法学的教师，笔者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这个带有坚定判断的语句由衷感到宽慰和感动。
为什么要尊崇和敬畏宪法？宪法与党的领导有何关系？如何让宪法成为公民的信仰？在我国首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再次思考并寻找答案。
10月29日，在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公安大楼前，获得盱眙“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称号的10名优秀警察庄严地向宪法宣誓。新华社发（周海军摄）
“宪”之根本性是人们敬畏宪法所在
古人云：“悬法示人曰宪，从害省，从心，从目，观于法象，使人晓然知不善之害，接于目，怵于心，凛乎不可犯也。”今天，我们若再审其义，“宪”也有“表示”与“博文多能”之意。表者，使对之省察，当畏之。博多者，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中心藏之。所以便有“宪章文武”之言，使人有所取法。中国古人对“宪”或“宪法”的这种表述，已隐含了今天我们所言宪法的根本性。当《中庸》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来表达这种根本性时，其中也蕴含我们现代人使用的正当性概念。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差异就是，中国人对人类事务的正当性判断并不是从一个超验的实体（如上帝）那里领受的。中国的正当性来源是经验的、历史的，如《孟子》所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同样，像尧舜禹、文武周公这样的圣贤，不只是些过往的伟大历史人物，而且也是后世皆以取法的典范。他们不但为中华文化提供了德性之源，而且也为后世的中国提供了有关人类事务（如政治）的正当性标准。
在中国文化里，“根本性”从来都不是一种纯粹的实证性，而始终隐涉了一种德性判断。换言之，因为“宪”是由像尧舜、文武这样的伟大圣贤确立和规制的，它本身就是正当性之源，人们没有理由不敬畏与尊随。中国的“宪”与“宪法”的根本性，并不是来自于西方意义上的“规范等级”中的“最高规范”，而是由确立者或制定者的正当性决定的。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这种体制或典章本身的品质如何，重要的是，它是圣贤的制度和典章。“宪”与“宪法”本身也涵摄了使用该词语的人所体验到的那种充满敬意的主观感受。(编辑史丹旭)
官方微信平台 
